在七月初，中国发展简报报道了一个在广州举行的特别下午茶会。这个茶会的主题是关于残障人士就业情况。虽然看到不同的机构和企业关怀残障人士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残障人士就业的问题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就这个议题，我们访问了中德融创工场总经理纳达夫先生，去探讨如何解决残障人士融入中国社会的问题。位于江苏省太仓市，中德融创工场是一个服务智力障碍者的社会企业，自2015起致力帮助残障人士融入劳动市场，以及周围的社区生活。
CDB：感谢纳达夫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中德融创工场以及你负责的领域？
纳达夫：当然。中德融创工场是一个庇护工场。顾名思义，它是特别为智力障碍者设计管理的制造业工场。简单来说，我们主要与汽车行业的跨国企业合作，为他们生产和组装汽车零件。我是在2015年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加入的。我来自以色列，在大学读的是国际关系。毕业后发现原来自己喜欢的工作跟我在大学学习的东西有点差距：我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士。因此，我加入了社会工作这个行业，在来中国之前，我做了十年的社工。
CDB：中德融创工场一开始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纳达夫：我是跟随在北京一所大学留学的太太来到中国的。在中国我游览了很多地方，而当我们决定要在这里定居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本地的社工工作，却发现这对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就像以前做的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即将在太仓市成立的公司。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趣，因为在中国待了六个月我都没有见过残障人， 问了大学里工作的人，才发现残疾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家很忌讳谈到的话题。媒体，学校和大众之间都不会刻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就更加热衷于参与这个在太仓开始的项目了。我感觉在当时能够加入这样一个项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在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有很多这样的项目，虽然这样的项目永远都不嫌多。但是，在中国进行这样的项目（虽然可能不是第一次）会更有挑战，也会很有趣。这就是我加入中德融创工场的原因。
CDB：中德融创工场雇用残障人士是否有很大困难？
纳达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是一个还需要持续解决的问题。任何社会都有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以为会遇到很多在工厂或企业工作的残障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我们才知道，雇用残障人士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残疾人证挂靠”，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根据法律，在中国的企业有义务雇用残障人（每100名雇员中必须有1.5名），否则将被罚款。在这种情况下，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让企业将残障人注册为正式雇员，但实际上并没有让他们来工作。通常这些来自底层的残障人正式被雇用后，能够从公司的社保体系中获得一些薪水，而公司也节省了罚款。这对双方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种做法虽然可以理解，但对真正希望雇佣残障人的雇主却造成了障碍，因为很多残障人士已经有一份假工作了。这实际上并没有帮助到残障人士，因为他们和家人仍然缺乏自信心和自尊心，还是可能不去尝试寻找任何工作。
CDB：的确，这种所谓的“双赢”并没有帮助到残障人士。他们仍然无法工作，也无法享受劳动成果。
纳达夫：当然。 这种情况只会加剧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因为这是残障人留在家里的诱因。而且，由于他们的薪水严重不足，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并不会有很大地改观。挂靠现象阻止有潜力的人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被社会所接纳。如今，就业已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甚至把大部分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如果由于他们的某种残障，我们将大部分残障人士留在家中而不给他们工作的权力，那就剥夺了他们参与工作的自由。他们也被剥夺了证明自己能够工作的机会。
CDB：在说到使残障人士融入工作场所时，公司可能从内部进行许多改变，有些甚至是艰难的改变。但多份报告显示，这种改变并不是那么困难。许多公司已经在尝试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创造一个友好的工作环境。但我想在中德融创工场一开始成立時，并不是这种情况吧？
纳达夫：其实现在的情况仍旧不是报告中所显示的那么简单。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区别一件事情：设备改变实际上容易执行，但最先应该改变的是心态和意识。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残障不是一个被主流社会关注的话题。例如，残障人士在媒体上的关注度仍然不高。不只是中国人民对这个话题觉得不舒服，全球都是这样。因为残障人士以某种方式提醒更健康的我们，人类是脆弱的，不是上帝，也没有办法掌控一切。就像当我们去医院看望生病和垂死的人时，我们与他们接触其实也会感到不舒服；我们害怕疾病。因此，我们通常将这一主题放在一边不去思考它，或者直接避开这个话题。但是，残障人士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人，有梦想，有潜力，也可以成为社会中非常有意义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我们的恐惧，我们大多数时候将他们推开了。
CDB：你说得非常正确！许多伟大的进步始于观念和态度的变化。你觉得中德融创工场如何在观念改变的过程中做出了贡献？
纳达夫：中德融创工场并不是一个大型的工场，我们的目标是设定一个基准，一个如何与好的伙伴合作，从而促进社会融合。同时，我们也希望支持其他想要复制这种模式的组织。我们直接雇用和培训34名残障人，帮助他们融入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工作（公开市场就业），并为希望雇佣残障员工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最初，一些公司认为由于他们的产品质量高，或者因为程序过于复杂危险，而无法将其工作交给融创工场。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公司来造访我们的工场时，我们的项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同样想给残障人士一个在他们公司工作的机会。更改设备始终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也会向他们建议如何更改设备。但一段时间后，我们注意到由高层管理人员支持的项目，总会受到中层管理人员的阻拦。因为这些真正在生产线操作的中层管理者，无法理解公司雇用残障人士的原因，更担心对单位进行许多不便的更改，会影响工作效率。实际上，不仅是在公司还是社会，都需要各方关注残障就业问题，要求公司将残障人纳入公司的管理团队和员工中，否则变革就不会出现。我们知道此过程的关键一步是鼓励公司采取行动，提高员工意识，并探讨公司想要实践的社会包容性战略。
CDB：这无疑为开展更多工作打开了大门。
纳达夫：是的，最后你会发现，一旦我们解释了执行此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一开始不理解或不支持这些项目的人，最后将成为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们都是人类，都有共同的情感，社会舆论会激发人们的同理心。正如我所观察到的，在中国没有对残障人的敌意，而是缺乏了解。如果我们使人们更多地了解残障人士的实际就业情况，并将其作为对话和讨论的一部分，目前的现状就会有所改观。人们开始参与对话后，他们也可能会想起自己或其他家人的亲身经历。最终，他们将为自己的公司能采取实际行动感到骄傲，并非常愿意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CDB：我们在谈话中多次提到“包容”一词。“包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纳达夫：平等。因为排斥意味着由于缺乏了解，我们排挤和歧视其他与我们肤色、宗教信仰或能力不同的人群，但这是错误的。被包容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它等于社会正义。
CDB：借着“包容”的定义，你认为我们如何实现社会包容，将所有人纳入社会、社区和劳动力市场？
纳达夫：我认为最重要的永远是教育，应该开始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这种改变需要时间，而且这种改变不是单靠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实现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与我们的孩子、同事和亲人谈论这个话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被刻意避开的话题，必须了解残障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只是和我们能力不同。一旦这个话题被公开讨论，并成为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并被当作事实来对待，我们就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CDB：你在中国工作的这些年中，是否注意到任何对残障人的观念和态度的变化？
纳达夫：有。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退后一步，先去了解社会怎样看待残障人士。有三种模式。一，传统模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残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今生或前世得罪了神灵，所以这一世成为残障人士。二，医学模式。这是将残障视为可以治愈的概念，但现实中通常不是这种情况。特别对于智障人士而言，因为智障是天生的，并且大多数无法治愈或改善。三，社会模式。我们谈论包容，接受残障人士，并将其视为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社会越多样化，拥有的想法越多，就越会提出有创新的模式。中国正从传统模式迅速发展到医学模式，这是一场需要发生的变革。而在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人们正在朝着社会模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非政府组织支持关注残障人，为什么政府正在做越来越多的工作的原因。中国的某些地区与传统思维方式更加契合，但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即使在最先进的城市和国家，人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我确实看到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在中国工作的五、六年中，我看到对残障人的讨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非政府组织帮助和照顾残障人，而政府则开始从结构上解决这些问题。情况确实正在改善。
CDB：能否请你分享在中国多年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纳达夫：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为之骄傲的故事。有一次我们聘请了一名智障的年轻女士。她在中德融创工场工作了四年。过了一阵子，我们认为她已经能像普通工人一样去正规公司工作。我们找到了一家愿意为她提供机会的公司，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当前的社会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因为将要与她共事的人会说“等一下，这位智障人怎么能做和我一样的工作？”社会里有很多对残障人的偏见和质疑。为了应对这种在预期之内的情况，我们与这位年轻女士的未来同事开始了漫长的讨论。最后，我们成功地将她纳入了该公司的生产线，她也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成员。尽管她与其他人不同，但由于适当的准备和提高意识的教育，人们因此放下了偏见和怀疑，给了她这个机会。实际上，她的表现非常出色，以至于六个月后，她被提拔为质量检查员，意味着她被授权检查其他工人的工作。她的同事们接受并尊重她作为检查员的权力；现在，他们将她视为非常有价值的一员，因为她能够专注细节全力工作。
CDB：你和同事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来帮助这位年轻女士融入公司及其未来的同事，使大家在工作中接受并尊重她？
纳达夫：和之前一样，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对残障这一观念的讨论和意识的提高。为了进行准备，我们请来训练有素的培训人员与人们进行了关于残障人士就业的积极交流。例如，培训师要求这位女士的未来同事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是残障人，我会怎么被对待？我想被社会接纳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让人们走出他们的舒适区来思考这些问题。应该认识到，作为人类，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点，而像这样的讨论可以触发他们去思想，从而使我们对残障人士形成同理心。他们的生活因为残障已经足够困难，所以，我们不应该给他们增添更多的困难。讨论残障人的问题，从中认识到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CDB：非常感谢这次有见地的访谈，也感谢您成为社会变革重要的一部分，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纳达夫：很高兴接受CDB的采访，也谢谢你们为社会融合做出的
我曾听说，在中国西部边远地区有一所希望学校，众多企业向该校捐赠100多万元建了很多教学楼，交工后的整个校区却是的电线却纵横交错，非常危险。很多爱心企业只是一窝蜂地往偏远地区捐资建校，却没想过花几万元就把这个电线问题解决好，并没深入考虑受助者的真正需求和项目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