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6个月里,我们在中德融创工场白金合作伙伴太极鱼(JungleFish)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华丽转身,如今面目一新的品牌形象重新出现在大家面前,可能你已经注意到这一点了。

通过这篇文章,我想你能了解到我们是如何成为了现在的我们。

打造品牌DNA

每个人对于公司或品牌的理解都略有不同。所以,我们需要构建一个品牌的DNA或核心元素,去统一品牌认知和形象,让品牌变得与众不同。

中德融创工场的DNA

中国融合企业开拓者

作为中国首批推动残障融合的民营企业之一,中德融创工场站在社会包容的前沿。相比很多国际非政府组织,中德融创工场是在中国注册的独资企业,且扎根在中国。

商业思维

虽然我们有更高的社会目标,但我们的模式是商业化的:我们的目标是了解我们的客户,并提供达到高水准的咨询和高质量的生产。

除了以促进包容性为目标的国有企业外,中德融创工场也是一个必须实现“盈亏平衡”的企业——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的客户的需求。我们遵循行业标准如ISO 9002,并采用专业的工具和方法,如SAP智慧排班系统和国际管理原则。

根源于德国

中德融创工场由一群德国商人创立,深受务实和解决方案导向思维的影响。尽管中德融创工场现在为跨国和国内客户服务,但我们品牌标识中的德国国旗颜色让我们想起了我们的起源。

更好地展现我们的新业务

自2016年以来,中德融创工场显著扩大了业务范围,除了为工业客户提供汽车和电器行业的零配件加工服务,我们还在2017年成立了融合咨询(Inclusion Advisory),在2018年成立了融合学院(Social Inclusion Academy)。

融合咨询是一项支持企业录用残障人士的专业服务,而融合学院是一个教育培训项目,通过教育来改变人们对残障的态度,通过培训提高残障人士的职场技能。

我们在过去设计了LOGO去区分它们,但对整个品牌还没有明确的指导方针。因此,本次品牌更新的关键目标之一,是定义如何将更统一广泛的产品整合到所有企业识别和营销传播中。

在进行设计之前,最关键的一步是定义。我们首先需要理解品牌,然后用中英文去定义它。当介绍中德融创网络的时候,不论是整体还是单个的品牌,我们都需要用相同语气去定义,这一步至关重要。在以往传播的时候,每次都会有新的版本出现,导致信息的混乱,结果是额外的工作和不畅的沟通。

随着新品牌的推出,我们有了明确清晰的信息传递指南及统一的标语目标。避免了我们内部团队和客户对品牌的混淆,也有助于打造中德融创工场品牌整体性。

更简单的设计风格

除了对品牌重新定义,我们对品牌颜色也进行了修改。再过去的设计中,我们选用了5个较鲜艳的色块。

但随着品牌日益增长,专业性与原来的趣味性两者相冲突,所以在此次品牌更新换代的过程中,我们选择了2个品牌色:友好柔和的绿色和庄重温暖的灰色。

这一改变相信已经给大家带来了不一样的感觉了,甚至可能比改变LOGO带来的影响更大。

更自信地展现自己

除此之外,我们对品牌字体也进行了变更。首先,我们选用了一种新的企业字体,更加自信且有个性的体现了中德融创工场的稳固地位。

其次,在排版设计中,字体比以往大得多,一方面能突出信息,另一方面也能让视力障碍者更容易去阅读。例如,在名片上,名字大小现在被设置为15号,而以前是8号,PPT和网站也做了类似的修改。

迈出成长的一步

改变一个公司的品牌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经常会遇到相当大的阻力。必须使用新的模板,遵守新的规则。

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还要做这些改变呢? 只是因为有人不喜欢品牌的某一种颜色或字体? 事实上,新的品牌不仅能更好地反映公司的现状,还能让公司更容易推进商务活动,更容易与人沟通,更容易传达信息。

通过对品牌更清晰且自信的展示,中德融创工场可以接触到更多的潜在客户,为更多的心智障碍人士提供就业机会。

 

本项目由威尔斯提供资助

太极鱼提供设计支持

中德融创工场成功获得社会企业认证,现在终于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自己是一家“社会企业”啦!

我们经过社会使命、社企利益相关方、价值创造与利润分配、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四个维度的评估,最终获得393的高分,荣获“中国好社企”称号。

 

什么是社会企业?

社会企业是一种以解决社会问题为目的的商业模式,例如消除贫穷、环境保护、为弱势群体创造就业机会等范畴,而中德融创工场的社会使命是推动心智障碍人士融合就业。社会企业所赚取的利润用于发展本身业务,以扩大其社会影响力,不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目的。

我们常常以“双重底线”(社会影响力、经济效益)来说明社企的独特价值。双重底线的关系,其实是一个循环不息的互动。与一般社会服务不同,社企要有明确的商业模式,以维持其营运。但并非如一般的企业,社企的社会目标,是推动它持续发展的原动力。因此,“社会目标”与“商业模式”皆是缺一不可的元素。

 

项目申请的背景

此次社会企业认证源于2015年开始的中国慈展会社会企业认定,也是中国第一个民间性、行业性的社会企业认定办法。具体认定执行工作由社会企业认定平台(CSECC)负责。截止2020年1月,完成认定的社会企业为283家,领域涵盖无障碍服务、教育、弱势群体就业在内的16个社会领域。

 

冲击金牌社企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完善公司自理制度,为心智障碍人士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服务,冲击“中国金牌社企”称号。

 

资料参考:《好好开社企》

帮助残疾人通过生产劳动过上更好更有尊严的生活。这是来自国务院《“十四五”残疾人保障和发展规划》所提出的重点任务。 

7月15日、19日,由太仓市民政局主办,太仓市残疾人联合会协办,太仓市欣诚社会工作服务社承办的2021年度残疾人社会工作实训基地项目,在中德融创工场开展。

参加此次培训的是来自太仓的30名一线社工人员,大家通过个人观点分享、分组讨论交流等方式,深入理解了残障平等就业的理念。

后续我们还将开展就业模式、心智障碍员工个人发展与激励方法、合作伙伴与利益相关方管理等一系列就业辅导员赋能培训。

这是我们首次为本地的残联工作人员提供培训,我们的融合就业模式源于德国,在中国本土扎根,希望将来能向更多企业和机构分享我们的理念和经验,共同推动中国的残障人士的社会融合。

 

2021年7月9日,第二期融合开放日在中德融创工场成功举办。

此次开放日专为北京市晓更助残基金会融合中国网络的家庭组织而策划,通过一天的现场探索和讨论,了解中德融创工场在融合就业方面所取得的经验,同时启发参与者在各自心智障碍就业领域的发展。

此次开放日特别邀请了融合中国网络的主要负责人和11个融合中国网络组织负责人代表相聚太仓。他们是在心智障碍领域深耕多年的实践者,来自北京、上海、湖北、浙江、宁夏和安徽等地,我们也邀请了中德融创工场的员工家属与参与者进行交流学习。

 

走进中德融创工场

在我们的带领下,大家走进中德融创工场,了解工场众多的合作伙伴及其对工场的贡献与支持,也正因如此,才有了中德融创工场的今天。

接着大家聆听了思爱普智能排班系统在心智障碍人群就业方面的应用,解决工场运营的很多痛点,帮助员工提高工作效率。

大家近距离观摩工作产线,看见员工在一线作业台上认真地组装部件,坦言和自己之前想象的十分不同,看着他们仔细工作的样子,颇有感触。

为了就业,在太仓相逢

中德融创工场项目发展经理王丽向各位展示了工作再设计在中德融创的应用,强调我们要改变的不是员工,而是工作本身。难的不是工作,难的是要换一个思路去重新设计工作。

小组讨论环节,大家畅所欲言,互相学习启发,开拓思路,差点连午饭的时间都错过了。

Q1 / 在面包房中,如何为心智障碍员工进行工作再设计?

融合中国项目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冯东老师:我们要站在怎样的出发点去设计是关键,从面包房的项目来说,心智障碍员工不一定能适应发酵过程的味道,就需要去改造设施,同时在准备配料过程中,对称量杯进行改造,让员工实现可操作。

除此之外,无障碍硬件设施,可视化的提示系统,就业辅导员,设备工具的研发和改造,流水线的卫生……

 

Q2 / 如何为心智障碍员工设计一个3-5年的成长计划,支持其进入主流职场工作?

北京融爱融乐支持性就业项目经理曲卓老师:走出家门——手工小作坊——融合工场——主流融合就业。

其中在融创工场要提高员工劳动能力,通过沟通、协作和自我管理提升职业素养,同时需要企业、机构和家长组织的协同帮助,让员工有自主意识实现自我倡导。

 

如果是你,你会怎么设计呢?

 

中德融创工场的过去与未来

下午的座谈会上,中德融创工场培训与发展总监玛丽娜讲述了如何从0到1,在一步步的实践中把项目做出来,让大家深入了解中德融创工场的发展历程、就业情况、无障碍设施设备及运营模式。

在交流中大家获得新思路、新碰撞、新启发,为残障融合就业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家庭小组沟通学习

 

最后,融合中国家长小组负责人刘飞向中德融创工场的几位骨干员工家属分享家长组织以往的活动和经验,通过沟通交流,让骨干家属了解到家庭互助小组的重要性,将不同的心智障碍者家庭建立连接,在生活中互帮互助,一起成长。

活动结束后,他们在朋友圈纷纷晒图并这样说:

我们始终相信每个人都应有机会发挥自己的能力,并通过就业更好地融入到我们的社会。 期待与你们在下次相见。

 

6月30日,中德融创工场举办了一场残障平等意识工作坊,以促进残障融合意识在不同城市和不同行业的普及。

12名融合推动者齐聚太仓,这些参与者西至新疆,北至青岛,东至上海,最远的参与者来自4000公里外的乌鲁木齐。

他们有的来自企业,正准备在企业内发起残障共融小组,把残障共融理念融入到企业文化中去;有的来自公益机构,把残障的沟通方法运用在服务对象中,提升残障就业的服务水平。

我们在工作坊去反思我们每一个“人” 与“残障人”的关系是什么?

残障人在传统模式、医疗模式和社会模式的处境有怎样的区别?

这背后的机制是什么?这个僵局怎么破?

假如要开一间无障碍的餐厅,各位“老板”会有怎样的无障碍设计呢?

谈到包容社会,我们需要改变什么?大家在这个模拟游戏中都若有所思。

我们讨论了那么多,还是来点实际的。从想法转化成行动,这是参与者对残障融合所做出的承诺。

• 平等对待,不再过分特殊化;

• 消除在工作环境中对残障人士的障碍;

• 学习更多专业知识,去收集和解决身边残障群体的问题;

• 撬动更多资源,联合社会大众共同努力,逐渐改变残障融合的大环境……

 

我们所理解的企业社会责任,就是希望传统的商业企业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比如保护环境、扶贫助残等等。但是很多企业把社会责任与公益画上了等号。如果企业把社会责任当成慈善项目来做,这些项目就像脉冲一样,很难做到可持续。
我曾听说,在中国西部边远地区有一所希望学校,众多企业向该校捐赠100多万元建了很多教学楼,交工后的整个校区却是的电线却纵横交错,非常危险。很多爱心企业只是一窝蜂地往偏远地区捐资建校,却没想过花几万元就把这个电线问题解决好,并没深入考虑受助者的真正需求和项目的可持续性。

我时常在思考一个问题,企业社会责任等同于公益吗?

终于,我在与艾福迈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的合作当中找到了答案。

我们与艾福迈执行副总裁Schwarz Markus先生在2017年结缘,Schwarz先生参观了我们公司(中德融创工场),看到了30多个智力障碍员工在一个特殊的车间可以完成各种零配件的加工工作。他决定与我们展开企业社会责任的项目合作,把一些订单外包给中德融创工场生产。

Schwarz先生在公司把管理团队召集起来,经过现场参观,分析,思考,决策,最终决定在与中德融创工场进行座椅按摩舒适系统管件组装的合作项目,以帮助残障人士就业和实现自身价值。

为了使我们不同能力的员工都能使用设备,需要对原始设备进行升级改造,以保证加工出质量稳定的产品及较高的生产效率。艾福迈为此还组建了一支欧亚美组合的跨国团队,针对中德融创工场的员工特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良。

最先考虑的是生产安全,艾福迈团队对设备加装了非常可靠的安全措施,使用安全光栅技术来预防员工在生产过程中出现生产安全事故;其次,艾福迈团队在设计工作台的时候充分运用了人体工程学技术,为员工定制了一个工作台。最后,艾福迈团队对生产设备进行了迭代更新和自动化改造,大幅度降低了产品不良率。

这个由美国的项目经理,中国的质量工程师主管和德国的质量主管等成员组成的团队,他们需要分工协作。在德国艾福迈专家的协助下, 完成了工装夹具的设计和模具设备的改装。他们在一 起相互协作,相互支持,共同克服因不同地域、不同时区和不同工作方式及思路所带来的挑战,最终于2019年 2月在中德融创工场正式投产。


这个项目的成功落地,艾福迈的技术支持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他们利用其自身的技术优势,赋能给残障人士参与生产劳动和创造社会价值的机会。

所以对于我来说,企业社会责任不是一个行动清单,也不是一套固有准则,更不是企业要去自我牺牲地去做的事情,而是用企业的核心能力去解决社会问题,赋予每一个人创造社会价值的能力。

艾福迈汽车系统(上海)有限公司荣获企业社会责任奖

有很多人会问:“企业应该有社会责任的项目吗?”以前,我会向对方展示做企业社会责任的诸多好处,但是现在我会反问:“企业需要有人事和财务吗?”企业社会责任本应该成为企业日常运营的一部分,其实企业社会责任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复杂,我们应该看看利用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可以解决什么社会问题。解决了社会问题本身,就是在承担社会责任。

艾福迈已将“社会责 任”作为公司的战略之一,并将长期致—-力于参与更多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艾福迈向我们展示了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每个企业日常运营的一部分。

作者:梁锋

本文转载自卓能电子全球通讯,作者Erik Breslein先生是中德融创工场董事会成员兼创始人,也是太仓卓能电子的总经理。

作者:Erik Breslein

Erik ,卓能电子(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也是一位社会企业家。尽管困难重重,他依旧联合创建了中德融创工场——一所为心智障碍人士打造的工作车间。这一举措,激起了为残障人士提供支持与服务的涟漪,影响着更多人做出创新和改变。

我花了很长时间来构思该如何写这样一篇文章,这是一个发生在中国的故事,关于一所为心智障碍人士打造的工作车间从0到1的故事。我相信,在此之前从未有过类似的叙述。思虑良久,我决定不去太多谈论科技和事实上的改变,而是分享我个人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读到最后,答案自然会揭晓。

蓄势待发

我和柯天乐先生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他曾担任太仓欧商协会的主席,在太仓的德企董事们每月都会在该会议上与太仓市政府进行一次会面交谈。

2014年的一天,我和柯天乐在会议结束后一同去吃晚餐,不知怎的,我们两个各自都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而且我们的想法出奇一致——我们想要在太仓建立一个工作车间,雇佣心智障碍人士在里面工作。

我们俩年轻的时候都接触过一些公益机构,我早年认识一位女性朋友,她在德国鲁尔区米尔海姆运营着一家名为Theodor Fliedner 的慈善基金会。因为曾在当地一所残障人士福利院做护理员的工作,这段美好的经历对这位女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光靠一个想法,是远远不够的,柯天乐对我说: “我们可以在太仓欧商协会的例会上抛出这个想法,展开更多的讨论,说不定有其他人也感兴趣并且加入我们呢?”说干就干,很快我们的初创团队就壮大成了五个人,接下来就是无数个星期每次长达数小时的会议,直到我们在一个概念模型上达成了共识。

扣开政府的大门

 

想要项目顺利落地,离不开中国当地政府的支持。

“他们想做什么…?” 相关政府人员的第一反应是十分诧异的。沈亚女士是我们队伍中唯一的一位中国人,她需要充当翻译,传达我们的构思和设想,忙得不可开交。但不论如何,经过了几次长达数小时的会议后,症结打开了,事情终于有了眉目。

我们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取得了联系。我们了解到,在中国,有8500万残障人士,并且与刻板印象中残障人士是“缺胳膊少腿”有所不同,这个庞大的人群中还包括了只有微弱视力的视力障碍人士等等。事实上,在这8500万人中,只有大约12%的人有肢体上的障碍,他们会借助轮椅或者助行器出行。

开工!然而启动资金从何而来?

 

有了政府部门的许可和支持,建立公司的步伐明显加快。2015年,我们五个人创立了一家有限责任公司, 我们都志愿成为公司的董事会成员,并且投票选举柯天乐成为董事会主席。

但问题来了,运营资金从哪来?沈亚努力向太仓政府申请一部分补贴,柯天乐与德国复兴信贷银行进行洽谈,希望能取得超过170万欧元的项目投资。我们每个人都尽己所能,沈亚和柯天乐在法律和财务方面苦心钻研,我和Dietmar则专注于硬件设施和生产。

后来加入的黃義超先生,挑起了员工培训的重任,使得心智障碍人士进入公司实现就业成为可能。

董事会成员与心智障碍员工的活动合影员

谁来管理这个公司?

 

我们几个都是完全自愿承担着董事会成员的工作,除去各自日常本职工作外,我们在这家公司是没有任何报酬的。我们一致认为是时候寻求外部帮助来推动公司的进一步发展了,我们的期望是中德融创工场能够做大做强。

何其幸运!我们找到了纳达夫先生,并任命他为公司的总经理,当时他的女朋友玛丽娜正在北京留学 ,现在成了他的妻子,也加入了中德融创工场一同共事。

和其他员工一样,心智障碍员工的薪酬与市场上的薪酬待遇保持一致,他们的月工资水平与卓能电子的员工相同,严格按照法律规定,且不低于太仓当地市场的最低工资。

我们也从德国奥芬堡的 Lebenshilfe的经验中受益匪浅。Lebenshilfe的总经理阿希姆专门安排了员工来到太仓,用半年时间培训纳达夫和他的团队,如何正确与残障人士相处、共事。

2015年的中德融创工场

2020年的中德融创工场

现如今…

 

太仓中德融创工场的建立,基于坚实的经济基础,同时也得益于中国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心捐助。

大约在三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倡导大力发展残疾人事业,太仓中德融创工场很荣幸成为了全国示范性项目。

不久之后,以中德融创工场为原型,另一个接纳心智障碍人士就业的庇护工场建立了起来,也就是位于珠海的伟创力融合工厂。

珠海伟创力融合工厂

我们累计为大约50位心智障碍员工提供了一个“家”,并与其签订合法有效的合同。在这个工作场所中,我们拥有与其他跨国公司同等水平的设备和技术。

六年前的中德融创工场

如今的中德融创工场

当下,毫无疑问,我们也受到了疫情的冲击,但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度过难关!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我们不得不停工,这对我们的员工来说是非常艰难的一段日子。再次拿起工具一起工作的强烈愿望无法抑制,好在在去年5月,工场就回到了常规的运营轨道中。

我的所思所想

 

成立中德融创工场的过程中,我们几个人都曾经历仿佛走入死胡同的境地,有些困难真是太难逾越了,更何况还是几个外国人在异国他乡做这件事。

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做到了!!不论何时何地,我们同甘共苦走了过来!

回想过去,一路走来,我想鼓励所有读到这里的朋友,从小小的善举开始做起。不论是参加志愿消防活动,还是帮助邻居老人购物,或其他的举手之劳,本质上都是传递善意。

一个更加美好、包容的社会事关每一个人,这是一个宏大的目标,但离我们并不遥远。

 

 

在七月初,中国发展简报报道了一个在广州举行的特别下午茶会。这个茶会的主题是关于残障人士就业情况。虽然看到不同的机构和企业关怀残障人士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残障人士就业的问题比想象的更为复杂。就这个议题,我们访问了中德融创工场总经理纳达夫先生,去探讨如何解决残障人士融入中国社会的问题。位于江苏省太仓市,中德融创工场是一个服务智力障碍者的社会企业,自2015起致力帮助残障人士融入劳动市场,以及周围的社区生活。



CDB:感谢纳达夫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 能否简要介绍一下中德融创工场以及你负责的领域?

纳达夫:当然。中德融创工场是一个庇护工场。顾名思义,它是特别为智力障碍者设计管理的制造业工场。简单来说,我们主要与汽车行业的跨国企业合作,为他们生产和组装汽车零件。我是在2015年公司刚成立的时候加入的。我来自以色列,在大学读的是国际关系。毕业后发现原来自己喜欢的工作跟我在大学学习的东西有点差距:我特别关注弱势群体和残障人士。因此,我加入了社会工作这个行业,在来中国之前,我做了十年的社工。


CDB:中德融创工场一开始最吸引你的是什么?

纳达夫:我是跟随在北京一所大学留学的太太来到中国的。在中国我游览了很多地方,而当我们决定要在这里定居的时候,我开始寻找本地的社工工作,却发现这对一个不会讲中文的外国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我希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就像以前做的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即将在太仓市成立的公司。我觉得这个项目非常有趣,因为在中国待了六个月我都没有见过残障人, 问了大学里工作的人,才发现残疾在中国社会是一个大家很忌讳谈到的话题。媒体,学校和大众之间都不会刻意公开讨论这个问题。因此,我就更加热衷于参与这个在太仓开始的项目了。我感觉在当时能够加入这样一个项目,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因为在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已经有很多这样的项目,虽然这样的项目永远都不嫌多。但是,在中国进行这样的项目(虽然可能不是第一次)会更有挑战,也会很有趣。这就是我加入中德融创工场的原因。


CDB:中德融创工场雇用残障人士是否有很大困难?

纳达夫: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这是一个还需要持续解决的问题。任何社会都有一定比例的残障人。像中国这样的大国,我以为会遇到很多在工厂或企业工作的残障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后来我们才知道,雇用残障人士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残疾人证挂靠”,这种现象在中国很普遍。根据法律,在中国的企业有义务雇用残障人(每100名雇员中必须有1.5名),否则将被罚款。在这种情况下,最常见的解决方案是让企业将残障人注册为正式雇员,但实际上并没有让他们来工作。通常这些来自底层的残障人正式被雇用后,能够从公司的社保体系中获得一些薪水,而公司也节省了罚款。这对双方来说是一个“双赢”的局面。这种做法虽然可以理解,但对真正希望雇佣残障人的雇主却造成了障碍,因为很多残障人士已经有一份假工作了。这实际上并没有帮助到残障人士,因为他们和家人仍然缺乏自信心和自尊心,还是可能不去尝试寻找任何工作。


CDB:的确,这种所谓的“双赢”并没有帮助到残障人士。他们仍然无法工作,也无法享受劳动成果。

纳达夫:当然。 这种情况只会加剧社会对他们的偏见,因为这是残障人留在家里的诱因。而且,由于他们的薪水严重不足,也没有得到足够的关注,因此他们的社会和经济状况并不会有很大地改观。挂靠现象阻止有潜力的人加入到劳动力市场、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并被社会所接纳。如今,就业已成为人们参与社会的重要方式,甚至把大部分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如果由于他们的某种残障,我们将大部分残障人士留在家中而不给他们工作的权力,那就剥夺了他们参与工作的自由。他们也被剥夺了证明自己能够工作的机会。


CDB:在说到使残障人士融入工作场所时,公司可能从内部进行许多改变,有些甚至是艰难的改变。但多份报告显示,这种改变并不是那么困难。许多公司已经在尝试为有特殊需要的人群创造一个友好的工作环境。但我想在中德融创工场一开始成立時,并不是这种情况吧?

纳达夫:其实现在的情况仍旧不是报告中所显示的那么简单。但我认为我们需要区别一件事情:设备改变实际上容易执行,但最先应该改变的是心态和意识。不幸的是,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残障不是一个被主流社会关注的话题。例如,残障人士在媒体上的关注度仍然不高。不只是中国人民对这个话题觉得不舒服,全球都是这样。因为残障人士以某种方式提醒更健康的我们,人类是脆弱的,不是上帝,也没有办法掌控一切。就像当我们去医院看望生病和垂死的人时,我们与他们接触其实也会感到不舒服;我们害怕疾病。因此,我们通常将这一主题放在一边不去思考它,或者直接避开这个话题。但是,残障人士就像我们一样:他们也是人,有梦想,有潜力,也可以成为社会中非常有意义的一部分。但是由于我们的恐惧,我们大多数时候将他们推开了。


CDB:你说得非常正确!许多伟大的进步始于观念和态度的变化。你觉得中德融创工场如何在观念改变的过程中做出了贡献?

纳达夫:中德融创工场并不是一个大型的工场,我们的目标是设定一个基准,一个如何与好的伙伴合作,从而促进社会融合。同时,我们也希望支持其他想要复制这种模式的组织。我们直接雇用和培训34名残障人,帮助他们融入我们和其他公司的工作(公开市场就业),并为希望雇佣残障员工的公司提供咨询服务。最初,一些公司认为由于他们的产品质量高,或者因为程序过于复杂危险,而无法将其工作交给融创工场。但是,当越来越多的公司来造访我们的工场时,我们的项目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同样想给残障人士一个在他们公司工作的机会。更改设备始终是第一个问题,我们也会向他们建议如何更改设备。但一段时间后,我们注意到由高层管理人员支持的项目,总会受到中层管理人员的阻拦。因为这些真正在生产线操作的中层管理者,无法理解公司雇用残障人士的原因,更担心对单位进行许多不便的更改,会影响工作效率。实际上,不仅是在公司还是社会,都需要各方关注残障就业问题,要求公司将残障人纳入公司的管理团队和员工中,否则变革就不会出现。我们知道此过程的关键一步是鼓励公司采取行动,提高员工意识,并探讨公司想要实践的社会包容性战略。


CDB:这无疑为开展更多工作打开了大门。

纳达夫:是的,最后你会发现,一旦我们解释了执行此项目的价值和意义,一开始不理解或不支持这些项目的人,最后将成为其最强有力的支持者。我们都是人类,都有共同的情感,社会舆论会激发人们的同理心。正如我所观察到的,在中国没有对残障人的敌意,而是缺乏了解。如果我们使人们更多地了解残障人士的实际就业情况,并将其作为对话和讨论的一部分,目前的现状就会有所改观。人们开始参与对话后,他们也可能会想起自己或其他家人的亲身经历。最终,他们将为自己的公司能采取实际行动感到骄傲,并非常愿意投入到这个项目中。


CDB:我们在谈话中多次提到“包容”一词。“包容”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纳达夫:平等。因为排斥意味着由于缺乏了解,我们排挤和歧视其他与我们肤色、宗教信仰或能力不同的人群,但这是错误的。被包容是人类的一项基本权利,它等于社会正义。


CDB:借着“包容”的定义,你认为我们如何实现社会包容,将所有人纳入社会、社区和劳动力市场?

纳达夫:我认为最重要的永远是教育,应该开始对社会各个层面进行教育,特别是我们的子孙后代。这种改变需要时间,而且这种改变不是单靠一个人的能力就可以实现的。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与我们的孩子、同事和亲人谈论这个话题。我们必须面对这个被刻意避开的话题,必须了解残障人没有做错任何事,他们只是和我们能力不同。一旦这个话题被公开讨论,并成为教育体系中的一部分,并被当作事实来对待,我们就可以改善这种状况。


CDB:你在中国工作的这些年中,是否注意到任何对残障人的观念和态度的变化?

纳达夫:有。但是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退后一步,先去了解社会怎样看待残障人士。有三种模式。一,传统模式。这种思维方式认为残障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今生或前世得罪了神灵,所以这一世成为残障人士。二,医学模式。这是将残障视为可以治愈的概念,但现实中通常不是这种情况。特别对于智障人士而言,因为智障是天生的,并且大多数无法治愈或改善。三,社会模式。我们谈论包容,接受残障人士,并将其视为我们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的社会越多样化,拥有的想法越多,就越会提出有创新的模式。中国正从传统模式迅速发展到医学模式,这是一场需要发生的变革。而在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人们正在朝着社会模式发展。这就是为什么非政府组织支持关注残障人,为什么政府正在做越来越多的工作的原因。中国的某些地区与传统思维方式更加契合,但从根本上讲,这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即使在最先进的城市和国家,人们也有这样的想法。我确实看到中国的态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过去在中国工作的五、六年中,我看到对残障人的讨论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非政府组织帮助和照顾残障人,而政府则开始从结构上解决这些问题。情况确实正在改善。


CDB:能否请你分享在中国多年中一个有趣的故事?

纳达夫: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我为之骄傲的故事。有一次我们聘请了一名智障的年轻女士。她在中德融创工场工作了四年。过了一阵子,我们认为她已经能像普通工人一样去正规公司工作。我们找到了一家愿意为她提供机会的公司,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当前的社会情况下,这并不是一件平常的事情。因为将要与她共事的人会说“等一下,这位智障人怎么能做和我一样的工作?”社会里有很多对残障人的偏见和质疑。为了应对这种在预期之内的情况,我们与这位年轻女士的未来同事开始了漫长的讨论。最后,我们成功地将她纳入了该公司的生产线,她也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成员。尽管她与其他人不同,但由于适当的准备和提高意识的教育,人们因此放下了偏见和怀疑,给了她这个机会。实际上,她的表现非常出色,以至于六个月后,她被提拔为质量检查员,意味着她被授权检查其他工人的工作。她的同事们接受并尊重她作为检查员的权力;现在,他们将她视为非常有价值的一员,因为她能够专注细节全力工作。


CDB:你和同事做了什么样的准备来帮助这位年轻女士融入公司及其未来的同事,使大家在工作中接受并尊重她?

纳达夫:和之前一样,这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对残障这一观念的讨论和意识的提高。为了进行准备,我们请来训练有素的培训人员与人们进行了关于残障人士就业的积极交流。例如,培训师要求这位女士的未来同事停下来想一想:“如果我是残障人,我会怎么被对待?我想被社会接纳吗?”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必须让人们走出他们的舒适区来思考这些问题。应该认识到,作为人类,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点,而像这样的讨论可以触发他们去思想,从而使我们对残障人士形成同理心。他们的生活因为残障已经足够困难,所以,我们不应该给他们增添更多的困难。讨论残障人的问题,从中认识到我们都是平等的,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CDB:非常感谢这次有见地的访谈,也感谢您成为社会变革重要的一部分,使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

纳达夫:很高兴接受CDB的采访,也谢谢你们为社会融合做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