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工场的公益实验：22名工人全是心智残障人士
“每个人有应有学习和获得一份工作的权利”
摄影/ 吴家翔
视频/ 车怡岑
编辑/ 秦旭东
滕希是一名心智障碍者，今年是他在江苏太仓中德善美实业有限公司（下称“中德融创工场”）工作的第三年。这是他第一次组装排风扇。培训师花了大概半小时，教他把扇板、插杆、瓷座等逐步组装成排风扇部件，最后一步就是安装锥形弹簧的“天线”。
组装有6个步骤，对滕希来说并不容易。“他们都很聪明，但最大的挑战是记忆力。”培训师魏欣彤说，重复多次后可以完全掌握，但如果一段时间不做，教会的东西又会忘记。学会之后，他们完成一个零部件的时间大约是普通人的两到三倍。
下班后，滕希在朋友圈发了四张自己的工作照，说“培训师让我做新的活”。在中德融创工场，滕希还有二十个同为心智障碍者的同事。他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不到7小时，月工资有1800多元，享有五险一金、双休日和法定假期。
心智障碍者被招募之后，先接受为期两周的培训，然后从最简单的螺丝套螺帽开始做起，逐渐学更复杂的操作。根据对他们能力的评估，培训师会为每个员工分配工作，尽量让员工在每个班次承担不同内容，而不是只做机械的重复劳动。
除流水线外，员工还轮值承担“安全助理”、“节电管理员”等工作，每天负责检查消防设备、开关电闸等。有的员工此前没有时间概念，而类似工作要求定时检查并记录，他们开始慢慢学习。
这一模式来自五十多年前的德国。1960年，Lebenshilfe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在德国成立，创立了类似的模式为心智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
目前，中德融创工场的场地由当地残联免费提供，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为其提供项目前3年运营费用50%的资助，订单全部来自太仓及周边的外资企业。随着订单的稳定增加，中德融创工场希望扩招，甚至将该模式推广到其他城市，为更多心智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
“但我们不仅是一个庇护工场，”中德融创工场的职业培训经理玛丽娜十指交叉，做出一个保护的姿势，再将双手打开，“为了让他们真的融入这个社会，我们希望帮助他们到外面找工作。”她的手臂作出怀抱的形状，“当然他们如果不开心，随时可以回来。”
“明星”员工滕希
2018年1月下旬，太仓接连下了三天的雪。当地人说，上次见到这么大的雪还是在2008年。彼时，滕希刚跟随父母从山东老家搬到太仓。
滕希1991年10月出生在山东泰安，刚满月不久持续高烧20天，留下了心智障碍的后遗症。在泰安时，滕希一直在普通学校读书，但只跟班、不考试，到初二时，他不愿意继续上学了。因为年纪小，“上社会又不行”，父亲托人给他找了一个足球学校，上午读书，下午踢足球。
滕希还保留着上足球学校的照片，有一张是他和一位女老师的合影，他穿着蓝色的运动服，桌上堆满了书本。到中德融创工场工作后，公司的休息室有贴员工照片的展示栏，滕希把这张照片贴了上去，“他们不知道我上学”。
在足球学校上了几年，滕希一家便跟随做生意的父亲搬到了太仓。到太仓后，滕希经残联介绍得到了一份保洁的工作，扫扫院子，每月能挣一千出头，干了快四年。
父亲的去世改变了一家人的生活轨迹。2013年下半年，母亲李素云带着滕希和妹妹搬回泰安，给滕希承包了一个报刊亭，卖书报、冷饮和电话充值卡等。2015年，他们一家又回到太仓，妹妹上学，滕希则到中德融创工场工作。李素云自己平时打打零工，勉强维持生计。
一家人在南郊租了一个两室一厅，距离中德融创工场所在的太仓软件园10公里多。每天下班后，公司的班车会将滕希送到汽车站，他再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回家。
“他要是不生病，绝对聪明，能考上名牌大学。”李素云叹了一口气，“谁也说不准，怎么说呢，没地方说去。”
平时李素云上班不在家时，滕希会自己热饭。母亲还希望他学会做饭，能独立生活。“万一有一天妈妈不在了，你怎么自己吃饭？你要自己学。”自小学起，滕希就自己上学，家长没有接送过，也刻意培养他其他方面的自理能力。现在，滕希除了不会做饭，其他日常生活都可以自立。
从一开始，李素云就鼓励他走出家门，但滕希慢慢长大，李素云开始担心起他“过于独立”。滕希学会了用电脑，还给自己买了智能手机，这大大扩宽了他“走出家门”的范围，“有时侯迷糊”，会自己去上海、北京玩，或者因为想外婆、阿姨会自己回山东老家，兴起就走，之后才想起来告诉母亲。
李素云发现，他对地名非常敏感，从哪到哪怎么坐车，只要去过的都记得一清二楚。在滕希拍的照片里，大多都是公交车站、地铁里的地名标识。去了好几次北京，滕希丢了两台相机。有一次他没钱了，才联系家人接他回去。丢东西还好，李素云更担心他的安全。
在滕希的床头，贴着一张中德融创工场的警告书，时时“提醒自己”。去年11月，他回泰安没有提前请假，被记了旷工两天，被发了警告书。在中德融创工场，员工有严格的工作时间和考勤，生病有事必须提前请假，“员工必须明白，这不是一个daycare（托儿所）。”玛丽娜说。
李素云觉得在这里工作后，滕希变得更开朗，每天回家都跟她讲工作的事，今天来了几个人，去哪里参观什么了，中午吃完饭后去活动了，有时甚至等不到回家，中午休息时在微信上告诉她。
滕希喜欢拍照，在来人参观和媒体采访时很积极地跟人合影，玛丽娜说他是公司的“明星”。现在，滕希每个月可以拿到手的工资是1600多，除了每月给妹妹500块的生活费之外，都存下来，“留着娶老婆”。“十万左右就够了吧？还得工作到2028年。”滕希说。
吃完晚饭后，滕希会在八点半上床睡觉，第二天他要五点多就起床，赶6点15的公交车，到公司班车上车点等7点10分的班车。
1月26日早上，他提前到了班车点，雪还在下，他在站点附近走来走去取暖。路边有人堆了个雪人，戴着红色的帽子和紫色的蝴蝶结，眼睛是两颗紫葡萄。他拍了张照片，发到了朋友圈。
培训师的作用
看到滕希发的雪人，玛丽娜给他点了一个赞。
早上八点半，员工们会一起做早操。有个员工站着不动，小声说着话，玛丽娜伴着音乐扭到她面前，她笑着跑开了，玛丽娜笑着追了上去。
玛丽娜对每一位员工的情况都了如指掌。有人刚来的时候一句话也不愿意说，父母来参观时却滔滔不绝地介绍自己每天的工作，玛丽娜就想办法让她每天和自己说一句话。
有小姑娘特别爱美，夏天经常穿着裙子和高跟鞋来上班，每天换不同款式的发卡，发卡歪了会马上扶好，但因为唐氏综合征容易感冒，鼻涕流出来却需要人提醒。
还有员工不开心时会砸桌子，但不说话。玛丽娜接连问了好几个问题，“你身体不舒服吗？你不要做这个工作？食物不好吃？”都得到否定回答后，才知道是因为天气变了不开心。
中德融创工场在招聘员工时，只需要有残疾证和太仓户口即可。进行为期两周的培训后，会有一个简单的面试，了解基本情况，看能否日常交流，然后就会录用。玛丽娜说，公司招录的心智障碍者并不考察他们的工作能力，无论能力如何，都可以慢慢培养。
中德融创工场的厂区位于太仓软件园，宽敞明亮的工作空间，色彩饱满的装饰和工作用具，有点像设置在幼儿园的流水线。地面由黄色油漆划分为工作区和行人通道，进门后就是工作区，沿着通道往里走，有两块显示器，一块是员工当日的出勤情况和分工，一块是所有员工的头像拼贴。
在分工表上，每个人的名字都由不同底色表示，视弱员工的名字还会加粗加黑。员工在每个班次开始前，需要在分工表上找到自己的名字，再找到对应的工位开始工作。
屏幕左侧，放着一块标示生产进度的白板，每天下班清点结束，培训师会根据当天的进度，结合每个员工的能力，安排第二天的生产计划和班次分工。
一边是根据对员工能力的动态评估和生产情况，来安排每日计划；一边是根据生产要求和操作所需能力，来发展员工的工作能力。培训师是这个复杂系统里最关键的一环。
玛丽娜的表述则是：“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有自己的能力，”“这些产品、这个环境是一个方法，为了提高他们各种各样的能力，帮助他们更好融入社会。”
培训师的作用不仅如此。因为一把剪刀，生产线经理王霞和员工任文海起了争执。魏欣彤把他们两个带进休息室，试图跟他们两个人交流，这是员工出现行为问题时的常规程序。但不到一分钟，任文海突然放声大哭。玛丽娜走了进去，让王霞先出来。
“黄色的剪刀是有油的，黑色的剪刀是没油的，要用这个不能用那个……”王霞轻声嘀咕，声音也带着哭腔。
休息室里，任文海哭着从凳子上跳起来，连续三次之后，拿着魏欣彤给他的纸巾站了起来，走到垃圾桶旁边，将纸巾用力丢了进去。然后，他蹲在地上哭了大概一分钟，声音逐渐变小，慢慢停了下来。
玛丽娜走了过去，蹲在他旁边和他讲话，五分钟过后，两个人站了起来，回到了桌边，玛丽娜让任文海在一张纸上写字，这是培训师和心智障碍者常用的交流方式。大概半小时过去，任文海走出了休息室，笑了起来，一路小跑回到生产线。
玛丽娜说，心智障碍者对外界环境的变化非常敏感，有时会出现情绪问题或者行为问题。其实王霞也不是针对他，但他会以为是在说自己。
关注员工的情绪和行为、对他们的工作进行针对性的引导是培训师的日常工作。时间久了，她们清楚地知道有些员工每逢换季就需要特殊关注，也可以轻易地从员工的举止表情上分辨出他是否开心。
这属于社会生活方面的培训，玛丽娜和同事为员工设置了各种情境，发展他们的沟通、自理和意见表达等能力。
有员工不愿意说话，就让他们写下来或者用微信打字；有员工彼此不愿意直接沟通，希望玛丽娜做“传声筒”，她鼓励她们改变沟通方式；不再提供一次性餐具，要求员工自己洗碗；每周设置一个主题让大家投票，只需要拿起笑脸或哭脸的图案投进意见箱。
1月26日中午吃完饭，培训师带员工们到隔壁的党建活动中心，那里有乒乓球、台球、健身器械，也有桌椅可以坐着聊天。
下雪成了热门话题。刘薇提起了自己四岁的女儿：昨天我带她在阳台看雪，问她要不要下去堆雪人，她说不要。然后我用窗台上积的雪给她堆了一个小雪人，她看到了问我，妈妈，怎么没有胡萝卜鼻子。大家都笑了起来。
结束之后，玛丽娜又带员工去超市买东西，在那里，有人第一次明白了钱和买东西的意义。
小工厂的大梦想
建一所残障人士工厂的想法出现在2013年。
沈亚是中德融创工场的董事会成员，也是德资企业欧亚瑟水艺（太仓）有限公司的总经理。2013年，她作为发起人之一见证了中德融创工场的诞生。
2008年，她在汶川捐助了一所学校，但后来发现学校被当地闲置。后来，她和其他几个德资企业老板商议，在本地投资CSR（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在太仓进行德国残障人士福利工厂的本地化实验。
在太仓欧商投资企业协会的推动下，这场实验于2014年启动。太仓欧商投资企业协会的德资企业，给中德融创工场提供了订单、设备、工作服、午餐等多方面的支持。2014年11月，来自德国的培训师维罗妮卡进行了首批员工的培训，2015年3月中德融创工场正式开业运营。
目前，公司办公室一共有四个人，包括玛丽娜在内有三名培训师，还有一名质检员和一名库管员，负责全部的日常管理工作，“一个人就是一个部门。”
玛丽娜与心智障碍者共同工作的经历始于十多年前。她出生于以色列，十八岁时到军队服兵役。在军队医院，她第一次见到了心智障碍者，是一位唐氏综合征患者，作为志愿者在军队医院服务。
在以色列，坐轮椅的肢体障碍者随处可见，但心智障碍者她是第一次见，这让她觉得“很有意思”。服完兵役之后，她作为志愿者去了美国，参加专门针对残障人士的夏令营，在那里，她认识了很多3到50岁的残障人士，跟他们24小时生活在一起。
这让玛丽娜萌生了将特殊教育作为大学专业的想法。但她对语言学习也很有兴趣，最后选择了东亚文化专业，并选择了汉语作为学习语言。大学毕业之后，她还是想从事特殊教育，就在以色列开了自己的特殊教育幼儿园，做了三年。
2014年8月，她拿到了中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来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汉语，丈夫纳达福也随她来到了中国。
纳达福在以色列时也从事社工工作，看到中德融创工场招聘培训师的广告时，就投了简历。纳达福原以为这份工作在北京，接到电话通知才发现是在太仓市的北京西路。来太仓面试后，他很快就决定接受这份工作，现在他是中德融创工场的总经理。2015年夏天玛丽娜从人民大学毕业后，也到了中德融创工场工作。
在中国待了三年多，玛丽娜也明白这些残障人士在踏进中德融创工场之前，曾遭受过多少拒绝与挫败，她觉得“这不公平，肯定是不对的。”
中德融创工场在招聘心智障碍者时，家长陪同他们前来，总会不停道歉，“不好意思，我的孩子有这个那个问题。”“我怕我的孩子不会适应，我怕我的孩子不听话，我怕我的孩子……”玛丽娜要反过来安慰他们，“没关系，没关系。”
有家长表示怀疑，也有家长称不在乎社保、公积金，只要给孩子一份工作，而很多心智障碍者自己也不明白收入的意义。但玛丽娜认为，中德融创工场给心智障碍者提供了平等的工作机会，最重要的不是工作能力的提升，而是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更多改变。
心智障碍者工作之后，可以自己照顾自己，还用自己的收入给家人买礼物，原本紧张的家庭关系得到缓解；父母也会觉得，孩子能被不认识的人喜欢和肯定，很为他们骄傲；对于员工而言，工作更是他们生活中重要的部分，甚至不愿意休假。
目前，中德融创工场的运营仍然依靠前期投资及德国投资与开发有限公司的资助，但公司希望能在2018年实现盈利，厂区也将扩大，玛丽娜希望能有更多的订单，让他们为更多的心智障碍者提供就业机会。
沈亚说，投资的支持肯定不是无限的，最重要的还是通过探索和改进使得模式自身保持良性运转。在德国，Lebenshilfe工厂仍然有一半的经费来自于政府支持，另外一半依靠自身盈利，但它们仍然保持着非政府组织的性质，而不是商业化运作，员工的收入按件计费。
但中德融创工场想做的是探索心智障碍者就业的商业模式。“如果能够把这个项目做成商业化运行，就能够服务更多的人。”沈亚说。
中德融创工场还正在想办法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其他城市。现在，几乎每天都会有各地政府、企业或其他机构的人来参观，有时候一天就要接待好几拨人，工厂进门处贴上了一份“参观注意事项”。
但这种复制并不容易。中德融创工场的生产经理狄庆说，公司依托于太仓的两百多家外资企业，本地残联、投资方、订单、德国模式等多方面的支持缺一不可，这四个条件很多地方都不见得具备。
订单是最大的问题。之前就有山东的企业找到中德融创工场，希望能帮他们找订单，“你可以想象，非常非常难。”狄庆说，有的地方不像太仓这么多的外企提供订单，国企的报价加工利润太低，“完全走量的”，这显然不适合于残障福利工厂。
中德融创工场最初也只有三个客户，出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考虑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们保质保量按时交货，客户逐渐将更多的订单交给他们，也吸引了其他企业的订单。
目前，中德融创工场的订单都是汽车、电梯等配件的组装和加工，对质量的要求较高。员工对质量的要求很严格，有时候，培训师觉得质量达标的配件，员工还是觉得不够好，坚持返工。
玛丽娜说，如果要复制这种模式，可以从几张桌子、几把椅子、一些简单的设备开始做起，只要找到一个有名的大企业支持就可以雇佣十个人，这样再慢慢投资、扩张。
她还有更大的梦想。目前，中德融创工场也联合其他组织一起，为太仓及周边的企业提供残障意识培训、残障员工招聘等服务，也希望中德融创工场的员工能够有机会，进入到外面融合的环境中工作。
意识培训是第一步。玛丽娜说，在德国，六十年前也没有Lebenshilfe工厂这种模式，后来对残障有了更多的认知和探索。
其次是对企业做岗位匹配，对企业做无障碍改造，以及对员工进行培训。在员工被录用后，还需要对他进行一段时间的就业支持，引导他长期稳定在融合的环境中工作。
庇护还是融合
中国目前登记在册的残障人士超过8500万人，基本与姓张的人数量相当。有人公益基金会残障项目总监、视障者蔡聪这样举例，“如果你认识的姓张的人比残障人多，那就说明他们的融合情况不够好。”
促进残障人士融合就业，是玛丽娜的同行们的共同目标。在他们看来，这是残障人士享有平等权利、真正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
但在李素云眼里，中德融创工场是一个难得的“没有歧视”的地方，去外面工作难免受气，甚至可能遇上坏人，而滕希又缺乏分辨能力。
庇护还是融合，残障人士就业是否有一个更好的选项？在融易咨询创始人周海滨看来，“最优的选择是残障人士最愿意选择的。”
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能否为残障人士创建一种无障碍的社会环境，让他们能够像普通人一样，自由做出选择。
所谓“无障碍社会”，就是消除残障人士参与社会生活的障碍，创造条件让他们有机会做出选择。“不是说你是盲人就一定要做按摩，听力障碍的人就一定要做什么工作，”周海滨说，“或者他们去了‘融合’的环境，大家都不跟他交流，那叫什么融合？”
“无障碍社会”，是融易咨询和很多残障相关从业者一直致力于普及的概念。“残障”，是指一般所认为的身心缺陷，是属于一种人的多元样态；而这一群体的人在社会交往、互动的过程中存在障碍，是因为这个社会环境没有提供消除障碍的基本便利。
在中德融创工场，为心智障碍员工提供彩色工具盒有利于他们记忆，在取手套的机器上贴好每个人的尺码，在休息室的黑板上记录员工的食物过敏和药物服用时间，都是为他们提供的“基本便利”。而更重要的是，为他们提供工作培训，和持续的工作、生活、情绪等多方面的关注和引导。
周海滨介绍，这种心智障碍者的庇护工厂，在德国、日本等国家已经做得比较成熟，企业将部分流程外包给庇护工厂，残障人在集中环境下接受培训，针对性改造生产流程，最优化它的产出。
目前中国也有类似尝试。此前，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下称“中残联”）和财政部联合实施的“阳光家园计划”，是为智力障碍者、精神障碍者和重度肢残障者提供的托养服务项目。但这种庇护形式并不是“就业”，不签署劳动合同，无所谓生产效益，只是按天给钱。
在“阳光家园”，心智障碍人士的工作基本类似，比如做手工皂、串珠、塑料花等，之后拿去义卖或者展览，并不进入市场，一切成本由政府买单。
“阳光家园”升级后的“辅助性就业”项目类似于庇护工厂。2015年，中残联联合发改委、民政部等八部委出台了《关于发展残疾人辅助性就业的意见》，要求各地逐渐发展辅助性就业机构，组织就业年龄段内、有就业意愿但难以进入竞争性劳动力市场的智力障碍者、精神障碍者和重度肢体障碍者，与残障人士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购买社会保险、提供各种福利待遇，让他们在庇护的环境里集中就业。
但庇护工厂制度的关键在于流动。周海滨说，庇护工厂应该不止一个，而是有很多个，有的侧重手工方面的能力，有的侧重机械操作，有的侧重人际交往的能力，心智障碍者在其中就业，就像循环的自来水一样，可以流动。
在日本和德国，心智障碍者的就业由政府的就业监督员来跟进，根据具体情况调整他的工作，直到找到最能发挥他潜力的工作。而目前，中国政府所提供的庇护工厂有限，也没有个案监督员将生态体系联结，残障者往往没有选择，如果岗位不合适，就业的挫败可能会打击他们就业的信心。
“如果在太仓有十个（中德融创工场）的话，那么残障者就可以在不同场所得到训练，”周海滨说，可能去了6个以后，有一个特别适合他，就会给他很大的信心，这才是庇护工厂作为完整链条的意义，即让心智障碍者有所选择。
事实上这套循环的系统还包括了庇护工厂以外的环境，融合就业则是更为复杂的选项。中德融创工场也希望，员工在庇护工厂得到工作能力的提升后，能够有机会的融合的环境中工作，真正的融入这个社会。
但社会和企业做好准备了吗？
（文中滕希、李素云、王霞、任文海、刘薇为化名）
